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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兩年，除了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我國經濟另一個重要特征是產業結構變化。從改革開放之初至２０世紀末，我國工業增速一直獨占鰲頭，對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使我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２０００年以后，我國工業增速開始減緩；而２０１０年以來，我國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開始低于第三產業；２０１３年起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成為規模最大的產業。

    產業結構演變與人均收入水平并不總是互為因果關系，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形成的服務消費需求，可以拉動產業結構向以第三產業為主轉變；但產業結構變化對人均收入提高是否有作用，主要看產業結構變化能否形成結構紅利，即資源向效率更高的產業配置。高收入國家經過多年發展，形成了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然而，如果發展中國家片面追求第三產業占比高，則有可能阻礙經濟發展。以巴西為例，１９８０年巴西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和制造業占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的比重分別為４５％和３３．７％。但由于工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加工度產業升級沒有成功，導致巴西提前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工業比重持續下降并在低位徘徊，經濟高速增長也隨之告一段落。

    這表明，在產業結構轉變過程中，實際上潛伏著產業結構早熟問題。所謂產業結構早熟，是指服務業成為主導產業后，制造業沒有持續發展并實現技術升級，導致國民經濟發展缺乏技術進步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遲遲不能邁進高收入國家門檻。

    在我國，類似產業結構早熟問題也曾出現過，改革開放前主要表現為重工業超前發展。例如，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工業總產值中重工業占比提高了１１．６％，結果導致消費品匱乏、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國民經濟難以維持，不得不進行為時３年的調整。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再次出現“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問題，１９７８－１９８１年再次進行３年調整。我國幾次調整輕重工業比例，實際上都是解決重工業過早過快發展問題。當前，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發展水平總體上進入中后期階段，按照產業結構演變規律和實際情況，當前產業結構早熟風險主要潛伏于第三產業超前發展中。

    一些地區片面地把提高服務業比重作為經濟發展目標，經濟發展戰略簡單模仿國家戰略或一些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實際上，從產業布局和區域專業化來看，一些地區工業占比較高是其比較優勢的體現，認為工業和農業占比較高就是經濟不發達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從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或地區來看，盡管第三產業占比已超過７０％，但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制造業領域仍保持領先地位，仍然主導著全球技術進步方向。調查顯示，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在汽車、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信息和通信技術等領域仍扮演著全球技術發展“領導者”角色。

    可見，加快發展服務業并不意味著忽視制造業。我國已成為世界工業大國，但制造業總體上仍以代工、加工為主；重大裝備制造不斷取得進步，但大部分處于加工和仿制階段，真正擁有核心技術與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并不多。我國制造的產品附加值低，在高端制造業環節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條件下，應充分認識產業結構早熟風險，更加注重提高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發展水平，加快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

    摘自《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