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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科技日報  

   “還要多久？”“掛纜了嗎？”“蛟龍”號載人潛水器載人球艙內，臉色蒼白的楊波，背倚著坐墊，雙眼緊閉，胃里早已翻江倒海，每半分鐘他打個嗝，將已快到嗓子眼的東西憋回去，有氣無力地問主駕葉聰。

   6月24日，“蛟龍”號第一次突破7000米深度，但回收時的海況并不理想，潛水器在海面隨波逐流，漂了20來分鐘，才回到“向陽紅09”船的懷抱。

   在這漫長的等待中，“快了快了”“掛了掛了”，葉聰一遍遍重復的善意的“謊言”成為楊波唯一的精神支柱。

   楊波已連續4年參加海試，同時也是海試隊8名試航員之一，不定期執行下潛任務，檢驗聲學系統在水下的各項性能。類似的情形，楊波已經歷了10多次。

   “正是通過這么多次下潛，我對潛水器及水聲通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楊波說，在項目參與過程中，自己收獲最多的是責任，而壓力更容易幫助人成長。

   強壓力下迸發的能量

   今年6月15日，作為“蛟龍”號本體聲學系統負責人，中科院聲學所研究員朱敏生日當天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禮物”。 在潛水器下潛到6200米左右時，水面母船“向陽紅09”船上的水聲通信意外中斷。

   朱敏沒有亂了陣腳，很快做出判斷：問題出在吊放電纜上。接著他和團隊找到了罪魁禍首——承重電纜接頭根部被擠破的一個小孔。

  “通過這幾年海試，我們對設備狀態、隊伍能力的信心增強了，能夠冷靜地處理出現的問題。”朱敏說。

   “7000米載人潛水器聲學系統”是朱敏2002年開始獨立承擔的第一個項目。2009年“蛟龍”號載人潛水器1000米級海試，是聲學系統團隊最難忘記的一段時光。

   第一階段在50米深度海區試驗時，近在咫尺的潛水器與母船之間的聲學通信遲遲建立不起來，聲學通信不建立，整個海試就無法開展，所有的目光都聚焦聲學系統團隊身上。

   一名參加過1000米海試的隊員回憶，每天的指揮部會議上，朱敏都被催問，怎么還沒好，什么時候能好……朱敏本來說話聲音就不大，被催問急了，聲音堵在了嗓子眼，幾乎沒人聽得清。

   “那時候壓力真的很大。”朱敏回憶說，當時通過水池試驗和湖上試驗，驗證了水聲通信設備本身的功能，但一直沒有能夠在潛水器試驗母船“向陽紅09”船上測試。

   “向陽紅09”船已服役近30年，預計到船舶噪聲會偏高，聲學系統團隊設計通過吊陣方式來遠離母船的噪聲干擾。但試驗中發現母船的噪聲比預計的高很多，嚴重干擾了數字通信，在50米深度海區無法解決。海試現場指揮部研究后決定，轉入下一階段到更深海區開展試驗。與此同時，聲學系統團隊用3天時間編寫完成了一套水聲電話軟件，保證了300米和1000米海區下潛試驗順利進行。

   1000米級海試后，聲學系統團隊通過技術改進，有效抑制了母船噪聲干擾。2010年3000米海試時，水聲通信系統順利地把數據、圖像和聲音傳上來了。

   除了水聲通信機外，聲學系統團隊的高分辨率測深側掃聲納、避碰聲納、聲學多普勒測速儀、成像聲納、定位應答器等多種聲學設備，為“蛟龍”號提供通信、定位、測速、障礙物規避、目標搜索和地形地貌測量等服務。有了這套系統，潛水器有了“眼睛”“耳朵”“嘴巴”。

   從青澀到成熟

   “他是聲學系統團隊中，對潛水器本體最熟悉的人之一，參與項目從研制、總裝、水池試驗到海試的全過程。”朱敏如此評價楊波。

   2006年，畢業不久的楊波被中科院聲學所派往位于無錫江陰的中船重工702所，負責聲學設備與系統其他設備在載人潛水器上的總體聯調和水池試驗。一直到2008年的兩年多時間里，他每年都有好幾個月呆在那里。

   和很多剛走出校門的學生一樣，楊波當時缺乏獨擋一面的經驗。在學校遇到問題，他直接報告給項目負責人，但當單位讓他只身一人前往無錫后，他意識到，自己要發揮作用，發現問題后不能事無巨細地向領導匯報，必須要自己學會獨立處理事情。

   2006年、2007年，這是楊波個人能力提升非常快的一段時間。

   “眼界提高了。”楊波舉例說，聯調聯試需要了解別的分系統，站在總體角度來看待聲學分系統，甚至包括設備安裝的俯仰角，都得綜合考慮。

   總裝完成后，潛水器開始水池試驗。楊波經常需要到潛水器載人艙內調試設備，從2007年8月到2008年1月，他下潛了三四十次，一天最多下潛3次。

   2009年，“蛟龍”號載人潛水器開始1000米級海試，這是最讓楊波刻骨銘心、意味也最豐富的第一次出海經歷。

   船從江陰出發，一出長江口，他就倒下了，連續躺了7天，每天的食糧是一包方便面、一瓶水，當然，這些都是在床上吃的。

   雖然已歷經4年海試，但是暈船依然頑強地戰勝了身體的適應能力。暈船嚴重時，楊波通過口服暈船藥、貼防暈船貼，盡量減輕暈船反應，圓滿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下潛任務。50米、3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米、5000米、6000米、7000米，潛水器每一次沖擊新深度時，他都是探路者之一。

   2009年海試時，聲學系統團隊還很青澀，多是畢業沒幾年的碩士生、本科生，接觸潛水器的時間短，海試經驗少，但如今，朱敏自豪地說，這支隊伍已經日趨成熟了，一批楊波這樣的后起之秀，“各有特長，各有特點”。

  “海試寶寶”背后的負疚

   其實，在2009年海試最關鍵時期，另外一份早到的“大禮”同樣讓朱敏始料不及。

   單位給在“向陽紅09”船上參加海試的朱敏打來電話，孩子出生了，比預產期提前5周。

   愛人預產期在10月初，朱敏本想任務順利完成后，趕回去陪產，但最終計劃趕不上變化。愛人當時已是37歲的高齡產婦，妊娠后期血壓上升很快，8月31日提前剖腹產，而且生產過程十分艱難。

   趁“向陽紅09”船靠港三亞補給，朱敏迫不及待地往回趕。因為早產，孩子放在保溫箱，在醫院陪了愛人一個晚上，第二天朱敏又返回海試現場。海試現場一大攤子事等著他來處理。

   一直忙到10月海試結束，朱敏才回家，當老師的妻子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念叨總是免不了的。沒能在愛人最需要的時候陪伴在身邊，朱敏一直都負疚在心。

   從1000米、3000米、5000米，直至今天的7000米，也許是巧合，連續4年參加海試的6名參試隊員這幾年都有了孩子，也遭遇與朱敏類似的“煩惱”。

   朱敏的電腦里，不光有成員的個人資料，更細心地存了一份參試隊員孩子的出生年月。朱敏的“海試寶寶”無人不知，因為這是目前唯一在海試期間誕生的孩子。

   說是目前唯一，因為今年7月，劉燁瑤的孩子也馬上要出生了。

   “預產期是在7月16日。”劉燁瑤掐時間，按照計劃，當天“向陽紅09”船剛好靠港青島，“到了青島馬上飛回去。”(記者 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