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國集團金融峰會即將在華盛頓召開,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還是代表全球90%的國際貿易、85%的國民生產總值、涵蓋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國際組織首次以首腦對話的方式商討應對策略。峰會的舉行有可能達成什么樣的協議?產生怎樣的結果?所定措施對全球經濟的發展有何推動作用?對于這些人們極為關心的各類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中國經濟研究組負責人魏尚進給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魏教授認為,本次峰會主要有三大任務,首先要就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達成共識,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擴大世界市場的經濟需求;其次要促使各主要國家在釋放流動性方面采取積極行動,解決目前市場上的資金短缺問題;最后,改革現有的國際金融秩序,加強全球金融監管,建立危機預警機制。他說,對抗金融危機需要多國聯手,單個國家采取行動既有可能損害他國利益,也有可能將自身的利益輸送到其他國家,只有多國聯合采取經濟干預行動才能有效擺脫困境。美國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嚴重的信用危機已經使那些基本面良好的企業也無法從金融機構得到貸款,企業難以正常運營,如果能夠從其他國家獲得資金,注入的流動性將可協助這些企業擺脫困境。美國現在非常渴望世界各地繼續保持并提高對其產品的需求,更希望此次峰會能夠發表聯合聲明,推出一套拯救經濟的行動計劃。另外,美國政府今后還將推出后續的經濟刺激方案,這些措施也需要國際社會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方能顯現效力,美國需要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聯合起來共同進行經濟干預。
魏教授表示,盡管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熱衷于談論國際金融秩序的體制改革,但美國其實并未將這個問題視為此次高峰會的主要目標。美國目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擁有唯一的否決權,無論將來國際金融體系怎樣變化,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是難以撼動的,世界第一經濟體的實力保證了其擁有對重大決策的否決權。因為根據現有規章,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超過世界經濟總量的15%便可擁有否決權,美國所占比例約為18%,所以,改革的結果只能是通過降低歐洲國家的投票權來提高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為了獲得新興經濟體的大力支持,美國當然也有可能犧牲一些歐洲國家的利益。因此,對于改變發達國家在目前國際金融體系中投票權過大的現狀,美國的積極性比歐洲國家要高。
法國總統薩科奇和英國首相布朗最近曾表示,希望與會各國領導人能夠就全球金融領域的監管規范達成原則性共識。針對這個問題,魏教授說,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難以對巨額投機資本實施有效監督和約束的根源在于金融衍生品,這些復雜的創新產品是上世紀80年代后的產物,當時在制定國際金融秩序時它們還沒有誕生。若10年后世界再度發生金融危機,屆時肯定也會出現今天所沒有見過的新型金融產品,所以,現在就要事先想出規范來對未來的產品進行管理確實難度很大。他說,對金融衍生品的管理需要國際間的合作,如果各國政府在貨幣政策上缺少協調,市場上的金融衍生品就很容易繞過各國對資本的管制而興風作浪。他認為,過度的監管也會抹殺人們創新金融產品的積極性,給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改革應該走循序漸進之路,先從一些具體的問題入手,比如,國際信用評級。他說,目前的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都是贏利性質的,與評估對象有密切的相關利益,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若將來把這些工作交由類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非贏利機構去做,則公眾就能夠得到更加客觀、準確的信用信息。
他強調,一次會議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現有的國際金融構架也不可能馬上改變,但這次峰會是一系列改革的開端,是國際社會攜手解決金融危機的起始點,一定會為今后的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礎。(本報紐約11月1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