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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面對金融危機的周年忌日，G20財長會議在英國召開，其“成果”將成為本月下旬匹茲堡峰會的“主要議題”。而圍繞新時期的“國際金融權力”，日美歐明爭暗斗，傳統矛盾日漸浮出水面，“全球資本的政治博弈”恐將更加激烈。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矛盾不少。早在今年6月初，美國奧巴馬總統就搶先于歐日提出了“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強調宏觀金融系統穩定，賦予央行一元化監管大權。對此，歐盟緊隨，積極構建覆蓋歐盟整個區域的央行監管體制，試圖利用區域優勢，與美國一爭高低。而一向堅持政府主導的日本，則舍不得放棄政府監管主導權，強調維持金融行政與金融政策“各自獨立”，維護現行的監管體制。實際上，美國的央行一元化監管，不僅打破了原來的銀行、證券、保險分別監管的體制，同時也將構建央行與財政部的協調監管體制，以維護美元的絕對權威。
而1990年代末，日本一方面仿照歐美模式修改央行法，賦予了“央行獨立性”；另一方面，將原來由大藏省主管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政管理部門分離出去，創建了“金融廳”，搞獨立的“金融行政”；同時，維持“證券監督委員會”地位，并保留著“民間主導”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協會的多重監督體制。在此，如果日本跟隨美歐執行央行一元化監管，將不得不推翻剛剛完成的“金融改革”，其工程之大自不必說，也必將面臨復雜難纏的政治牽制，由此將無法獲得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主導權。
其次，圍繞資本充足率的較量難休。面對新一輪G20財長會議和G20峰會，近期，美歐相繼提出增強金融機構自有資本比率的提案，主張修改“巴塞爾協定”，提高從事國際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由現行的8%提到12%。
而在日本看來，金融危機后，美歐相繼對大型金融機構注入了政府資金，資本充足率的提升體現了“政府資本”的增加。而日本金融機構一方面在危機后積極展開全球并購，蠶食了資本，呈現“自有資本稀薄化”傾向；另一方面，政府并未在危機后對銀行增資，在“政府資本”上明顯處于劣勢。若新增“政府出資”，需國會審議，而眼下政權交接，其難度可想而知。尤其不能忽視的是，日本金融機構歷來依賴“低成本”打天下，提升資本充足率，則意味著競爭力下降。同時，在現行體制下，日本金融機構的“自有資本”包含近45%的“股票收益”，嚴重依賴股市動向，而日本經濟低迷不振，股市翻身并不容易。如何提升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將是考驗日本金融能力的難題。為此，日本的央行、政府官員都反對歐美提案，日美歐金融矛盾日趨表面化。
最后，國際貨幣基金出資比例斗爭表面化。在本次財長會議前，金磚四國先行召開了“G4財長會議”，主張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出資比例，確保與GDP相當的發言權。對此，美國財長蓋特納表示支持新興國獲得相應的權利。歐盟堅決反對。
眾所周知，IMF是美國管理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主要道具。如今，為何突然要給中國等新興國更多的發言權，其背后的考慮并不那么簡單。事實上，1945年IMF成立當初，為了有效控制IMF，確保主導權，美國規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關于IMF的重大決策，如IMF體制改革，必須有85%以上的表決權數贊同；第二，美國占據17%的表決權數。這事實上等于賦予了美國一票否決權。美國利用“股份公司的相對多數原理”，事實上掌控了IMF的實質權力。 但是，當前歐盟啟動，歐元誕生，歐洲各國在IMF的現實出資比例合計上升至19.458%，超過了美國的“單獨控股比例”，且隨著歐盟的擴大，有望突破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合計比例(20.386%)。
顯然，對美國而言，當前緊迫且重要的任務是，必須盡早降低歐盟比例，維持“美系股權的相對多數”。而其手段莫過于迫使歐洲讓出權力，提高新興國比例。按股份公司的相對多數原理，只要美國確保“美系股權的相對多數”，即可維護其控股權。
冷戰后，美國開始用經典的金融術語“利益攸關者”承認中國的現實地位，將中國視為一支潛在的、可利用的平衡力量。這或許是美國的出發點。問題是，美國能不能真正按照“國力原則”，切實給中國分配“出資比例”，并提高相應的表決權，提供與出資比例相匹配的融資額度。顯然，“全球資本的政治博弈”才剛剛拉開帷幕。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矛盾不少。早在今年6月初，美國奧巴馬總統就搶先于歐日提出了“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強調宏觀金融系統穩定，賦予央行一元化監管大權。對此，歐盟緊隨，積極構建覆蓋歐盟整個區域的央行監管體制，試圖利用區域優勢，與美國一爭高低。而一向堅持政府主導的日本，則舍不得放棄政府監管主導權，強調維持金融行政與金融政策“各自獨立”，維護現行的監管體制。實際上，美國的央行一元化監管，不僅打破了原來的銀行、證券、保險分別監管的體制，同時也將構建央行與財政部的協調監管體制，以維護美元的絕對權威。
而1990年代末，日本一方面仿照歐美模式修改央行法，賦予了“央行獨立性”；另一方面，將原來由大藏省主管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政管理部門分離出去，創建了“金融廳”，搞獨立的“金融行政”；同時，維持“證券監督委員會”地位，并保留著“民間主導”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協會的多重監督體制。在此，如果日本跟隨美歐執行央行一元化監管，將不得不推翻剛剛完成的“金融改革”，其工程之大自不必說，也必將面臨復雜難纏的政治牽制，由此將無法獲得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主導權。
其次，圍繞資本充足率的較量難休。面對新一輪G20財長會議和G20峰會，近期，美歐相繼提出增強金融機構自有資本比率的提案，主張修改“巴塞爾協定”，提高從事國際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由現行的8%提到12%。
而在日本看來，金融危機后，美歐相繼對大型金融機構注入了政府資金，資本充足率的提升體現了“政府資本”的增加。而日本金融機構一方面在危機后積極展開全球并購，蠶食了資本，呈現“自有資本稀薄化”傾向；另一方面，政府并未在危機后對銀行增資，在“政府資本”上明顯處于劣勢。若新增“政府出資”，需國會審議，而眼下政權交接，其難度可想而知。尤其不能忽視的是，日本金融機構歷來依賴“低成本”打天下，提升資本充足率，則意味著競爭力下降。同時，在現行體制下，日本金融機構的“自有資本”包含近45%的“股票收益”，嚴重依賴股市動向，而日本經濟低迷不振，股市翻身并不容易。如何提升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將是考驗日本金融能力的難題。為此，日本的央行、政府官員都反對歐美提案，日美歐金融矛盾日趨表面化。
最后，國際貨幣基金出資比例斗爭表面化。在本次財長會議前，金磚四國先行召開了“G4財長會議”，主張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出資比例，確保與GDP相當的發言權。對此，美國財長蓋特納表示支持新興國獲得相應的權利。歐盟堅決反對。
眾所周知，IMF是美國管理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主要道具。如今，為何突然要給中國等新興國更多的發言權，其背后的考慮并不那么簡單。事實上，1945年IMF成立當初，為了有效控制IMF，確保主導權，美國規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關于IMF的重大決策，如IMF體制改革，必須有85%以上的表決權數贊同；第二，美國占據17%的表決權數。這事實上等于賦予了美國一票否決權。美國利用“股份公司的相對多數原理”，事實上掌控了IMF的實質權力。 但是，當前歐盟啟動，歐元誕生，歐洲各國在IMF的現實出資比例合計上升至19.458%，超過了美國的“單獨控股比例”，且隨著歐盟的擴大，有望突破美國主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合計比例(20.386%)。
顯然，對美國而言，當前緊迫且重要的任務是，必須盡早降低歐盟比例，維持“美系股權的相對多數”。而其手段莫過于迫使歐洲讓出權力，提高新興國比例。按股份公司的相對多數原理，只要美國確保“美系股權的相對多數”，即可維護其控股權。
冷戰后，美國開始用經典的金融術語“利益攸關者”承認中國的現實地位，將中國視為一支潛在的、可利用的平衡力量。這或許是美國的出發點。問題是，美國能不能真正按照“國力原則”，切實給中國分配“出資比例”，并提高相應的表決權，提供與出資比例相匹配的融資額度。顯然，“全球資本的政治博弈”才剛剛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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