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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15世紀，中國明朝皇帝曾經派遣使節鄭和航行到過非洲的莫桑比克地區，用天朝大國的絲綢換取當地的長頸鹿，這只是歷史賦予中國一次耀眼的片段，隨后，一切都昏暗下來，中國主動將其國際政治力量和貿易力量收縮，中國的皇帝維持著封閉式的政治統治，中國人同非洲人的貿易中斷了整整5個世紀。

　　中非之間也曾出現過“淡化商業利益”的純粹政治交往。在冷戰時期，并不富裕的中國對非洲進行了規模宏大的援助，醫院、足球場這樣的項目星布于非洲大陸。但這不是長期的、帶有商業互惠精神的、帶有國家貿易精神的交往。真正的開始是2003年。2003年之后，中國開始大規模參與非洲的經濟建設，2003年之前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還是微不足道，而截至2005年末，中國在非洲地區投資存量15.9億美元，雖然數額不高，但論增速而言，已相當可觀。在貿易目標方面，中國希望在2010年中國同非洲的貿易總額達1000億美元。

　　跨國投資同中國外交走向是合拍的，有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對于中國外交來說，2006年是不折不扣的“非洲年”。1月，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遍訪西非諸國；4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尼日利亞、摩洛哥及肯尼亞；6月，總理溫家寶也訪問了非洲七國。11月，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

　　對非洲人而言，中國人的進入和美國的退出構成了“此消彼長”的安慰。中國為非洲國家提供各種工程承包和基建投資，同時，中國向民主剛果及贊比亞購買銅、鈷以及木材，然后向南非、加蓬、喀麥隆購買鐵礦及白金。中西非的一些國家也可以向中國紡織廠提供棉花(14310,95,0.67%)。中國的購買和投資促進了非洲經濟的發展，一些長期經濟增長率徘徊在1%的國家，例如蘇丹，經濟增長率也開始上升到5%。

　　但對于西方而言，中國促進非洲GDP增長的舉動被漠視了，西方人的瞳孔里永遠只有黑色，視線也只對黑色物質感興趣——石油。讓西方人感到擔憂的正是中國在非洲的“石油利益”，以美國為代表(附加日本和印度的競爭干擾)的舊石油勢力以排斥中國獲得石油戰略資源為能事，在他們控制的世界石油體系地帶，中國幾乎沒有拿下任何一塊油田。中國希望通過市場手段收購優尼科的行動遭到了美國人的政治游戲。日本人則用足球場上“貼身干擾”的方式來參與中國石油企業對任何一塊油田的競標。

　　這是一個令中國尷尬的“世界性的尋油體系”，中國進行大量無效的投標，忍受著各種政治防備，接受著僅僅針對中國的高昂的資源定價體系(例如鋁、航油、大豆(2834,-17,-0.60%)、鐵礦石)。在一個陳舊的既定石油世界里，已經沒有新的空間。而新的空間卻給了中國很大機遇。非洲最大石油出產國的尼日利亞愿意將其部分油田股權出售給中海油。安哥拉給予中國充分的石油開采權，這使得安哥拉超越沙特成為中國最大的石油提供國，部分地解決了中國進口石油渠道風險分散化的問題。另外，剛果(金)已經將其三分之一的石油產量賣給了中國的石油提煉廠。蘇丹、赤道幾內亞、加蓬都愿意將部分石油資源出售給中國。恰恰是這一點讓美國人氣惱不已，因為美國人計劃將非洲在美石油進口份額的比例從目前的16%上升到2015年25%，來降低對中東石油和拉美石油的依賴性。他們擔心中國的競爭會讓美國吃力。

　　石油并不是皆大歡喜的全部。中國紡織品的超強競爭力已經使南非、毛里求斯、尼日利亞等國的紡織工廠面臨嚴峻考驗。南非開始尋求貿易聯盟的方式促使南非政府對中國服裝進口進行嚴厲的限制。其實，中國與非洲的貿易往來，需要長遠的眼光。如果中國想同非洲保持長久的關系話，必須要減弱中非之間經濟的對抗性和競爭性。在中非合作論壇上，胡錦濤主席提出的八項措施就是這方面的努力：增加援助規模；減免非洲產品的進口關稅；建立發展基金以及為非洲培訓人才。中國應該為非洲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自由經濟的機會，而不是僅僅為非洲各國政府“創收”，中國應該為非洲提供更多的制度改進，分享中國發展模式的智力成就，而不僅僅是商品交易。

　　如果把非洲看作是中國跨國投資的一個“戰略遠端”的話，那么中國在亞洲推動的自由貿易圈(商品自由和投資自由)運動是一個“戰略近端”“戰略遠端”和“戰略近端”的整合運作方式是不一樣的“戰略遠端”的篩選標準是存在著較大的貿易互補區，并可以控制貿易沖突區。非洲同中國的GDP以及經濟結構差距較大，意味著互補區和友誼區，但對拉美以及東歐來說就不一樣，它們同中國的貿易沖突區更大。

　　東盟國家作為“戰略近端”，其經濟結構同中國有很大一部分是趨同的，這意味著，從貿易的角度看，東盟和中國有很大
的“沖突區”，也就是說，作為國家而言，是貿易沖突型的。那么必須通過跨國產業鏈的融合和分配來解決這個問題，即中國和國家形成一個整體，國家間分享跨國產業鏈里的利益。這也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圈的設計由衷。

　　中國的自由貿易圈運動是分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2003年6月29日公布的“中國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安排”(簡稱CEPA)。跟CEPA一道構成第一層級是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這項協定的框架在2002年11月建成，大體內容是增強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與透明度。協議的目的是在2010年同東盟6國(即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而在2015年將同東盟新成員緬甸、柬埔寨、越南、老撾建立自由貿易區。屆時，所有商品的關稅都將低于5%，不存在任何非關稅壁壘。今年在廣西南寧召開的中國東盟高峰會也重申了這一進展。研究中國自由貿易圈運動的美國經濟學家艾特·克勞茨認為，CEPA和東盟在中國的后WTO自由貿易圈行動中處于絕對核心層。它的含義是讓中國政府的海外投資富有“戰略性”。

　　實際上，中國的貿易圈運動不單輻射東南亞。中國將貿易圈運動同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聯系起來。因為這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圍繞中國的傾銷和補貼等爭執問題。于是，中國的自由貿易圈第二層級就是那些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例如新西蘭、澳大利亞這類層級國家中最典型的代表。

　　第三層級是那些需要爭取的國家，例如從石油和地緣政治的角度上看，中國一直積極地同海灣國家(GCC)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在2004年7月，中國同GCC(即阿聯酋、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爾、沙特)達成了經濟、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協定。為未來達成自由貿易區協定儲備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