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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相藍欣
中國傳統為政之道的精髓是"經國濟民"，比西式套話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實踐告訴我們，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將"發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機械論的解釋。其實，將"經濟發展"的指數，特別是以西方發明的GDP為衡量的"國民經濟增長率"，看成是政府須臾不可偏離的中心任務，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個世紀里才出現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凱恩斯經濟學為止，經濟活動總是被認為與社會安定和道德倫理不可分離的。指標本身不可能帶來社會和諧和公正，不可能自動防止國內動蕩。因此，經濟發展的硬道理還在于國民財富如何再分配，并通過建設和諧社會的方法再度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中國傳統為政之道的精髓是"經國濟民"，比"發展經濟學家"喜歡使用的西式套話，諸如現代化、進步、中心、轉型，建設、文明等更加到位。眾所周知，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軟肋是財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會動蕩，而社會不安定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十七大政治報告中的一個著眼點就是如何應付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中國知識精英所接受的西式發展觀本身就有歷史局限。在20世紀的下半葉，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證明，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二戰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堅持用"現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來告誡發展中國家，但東亞并沒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經濟學家要求東亞國家采用"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東亞則直接進入"出口推動"的發展軌道；西方專家強調民主和法治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是在所謂的集權體制里進行的；發展經濟學以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而大多數東亞國家卻在推動發展的過程中頑強地捍衛傳統文化。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沒有被人家的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今后更應突破這樣的框框。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曾經遠比西方的體制先進
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關鍵。在某些人看來，"民主"本身并不是個歷史概念，而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標準，其實這個觀點連西方人都已經不敢認同。冷戰之后，西方政治科學日漸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實踐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實質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內部也出現了歐洲模式同美國模式的分野。任何國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續，歸根到底取決于對傳統主流文化資源的闡發和利用，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義原則。
中國的改革需要有中國的特色。"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就遠遠不如"用人"改革。對黨內干部如何進行監控，黨外干部能否進入核心部門為外交和國家安全做貢獻，各決策部門之間的工作關系如何明確規定？潛規則如何破除，決策透明度應當多大？總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實在是很多。人們一談改革就喜談"制度建設"，其實中國從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之。
實際上，如果從中華幾千年的文化源頭上進行探索，我們也許能夠找到進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曾經遠比西方的體制先進。傳統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極少，但職權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縣的實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責任重大，必須以身家性命擔保。在盛唐時期，龐大的中華帝國的政務、經濟、邦交和禮儀往往只有數千士大夫官員即可正常運轉。荀子有言，"士大夫眾則國貧"，我們現在的官員體制，雖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遠。傳統制度難道一無可取之處嗎？再比如說，傳統的監察、考績和反腐敗機制未必沒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鄉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鑒的。大家都承認，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國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美國的權力制約機制、西方的輿論監督機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鑒之處，但為何中國吏治和廉政傳統卻被主流學人以"偽命題"一言以蔽之呢？更多精彩內容閱讀登錄環球網（www.huanqi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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