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雜志
每一代人都要創造自己的泡沫和體驗它的破碎
文 | 黃鐵鷹
1987年香港股災:
從千萬富翁到街邊小販
1986年,我在深圳見到了十幾年沒見的小學老師。他是出生在印尼的廣東華僑,上個世紀50年代他剛從雅加達大學金融系畢業,響應祖國號召,同一大批東南亞華僑的知識青年跑到中國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于是,他成了我在長春市安達小學讀書時的語文和數學老師。
經歷了中國的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這個老師從愛國青年變成了三個孩子的父親。為了孩子能吃飽飯,1977年他帶著老婆和孩子來到香港。不愧是學金融的,他先從建筑工人開始,幾年后就開始自己在家里裝電子表往大陸賣,后來深圳開放了,他跑到深圳辦了手表廠。
在深圳第一次見面,他給我一張名片,上面寫著深圳(香港)環亞電子集團公司董事長,他在深圳的工廠有一千多名工人,是深圳當時最大的電子裝配工廠之一。
之后三年,我們沒再聯系。1990年我在香港油麻地逛街,突然聽到一個很熟悉的聲音:十元兩件啦!十元兩件啦!我一回頭,有些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的老師站在三輪車上在大聲叫賣日本的二手衣服。怕他尷尬,更怕自己尷尬,不知怎的我沒敢上去跟他打招呼。正在一邊猶豫,突然有人大叫:“走鬼啦!”只見我的老師和其他幾個同樣賣東西的人,像瘋了一樣把衣服用任何人類都想像不到的速度塞進包里,推著車子跑了。原來是市政管理人員來了,香港無照小販專門請人給他們把風放哨。
從油麻地回來后,連忙找名片給老師打電話,所有電話都變成別人的了。第二個星期天我又去了,那天沒有市政的人來,老師的生意也很冷清,我鼓著勇氣上前跟他打招呼,本以為他會尷尬,可是老師畢竟是老師。老師跟我說:“我破產了,現在只能做這個生意了。見到你真好,如果沒事陪我聊聊天。”
我問:“那么大的工廠,是怎么破產的?”
老師說:“嗨!都是一個貪字。(19)86年香港股市瘋了,我看不少人賺錢,我這個學金融的雖然知道股市風險大,但還是忍不住進去了,結果越炒越大,最多一天能賺一千萬,我把工廠也抵押給銀行借錢炒股,哪承想(19)87年股災一來,我的資金一下子轉不動,房子和工廠都給了銀行。”
我問:“師母怎么樣?”
“她現在在新蒲崗的一件制衣廠剪線頭,我們還借了一部分私人錢,這個錢總是要還的。好在這是香港,人只要勤勞就餓不死;只要餓不死,總會有機會。這就是人生。”快60歲的老師說。
老師永遠是老師。從此我明白香港人說的:馬死落地行是什么意思了。
1987年的股災是香港人經歷的第一次股災,那是由美國股災引起的。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國股市一天跌了22%,年輕的香港股市一個跟頭倒下了,連關了四天市,當香港股市重新開始后,香港股民的錢少了三分之二。有一大批香港股民像我的老師一樣破了產,其中大部分人永遠也沒有機會再回到股市。
1992年日本股災:
跳樓的野村證券員工
1990年,我到日本公出,順便去日本最大的證券公司——野村證券參觀。由于當時日本股市和樓市如日中天,股市比2007年中國股市還火,市盈率到了100倍,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經濟學家紛紛說,傳統經濟理論對日本不實用,日本正在創造新的經濟規律。日本房地產更是不可一世,一個東京市的地價就可以買一個半美國。日本商人在全世界可牛了,到哪兒都像闊佬逛菜市場,想買什么就買什么。于是,日本人買了美國金融帝國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廈,買了美國電影的象征——哥倫比亞電影公司,買了加拿大的森林,買了澳洲鐵礦,買了香港半山上最貴的房子,日本女人買了70%法國生產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結隊飛去泰國打高爾夫……
接待我的是一個野村證券的年輕經理,他把我送出野村大樓時,站在大廈旁邊的臺階上,指著那座新落成的60多層的花崗巖大廈,不無驕傲地說:“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經濟,這個大樓里儲存著全球客戶的經濟信息,野村證券為了保證這些信息的安全,在這個樓下100米處有一個發電站,它可以保證野村證券在世界上發生任何事情都能正常運作。”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到了1992年日本經濟就不能正常運作了。日本股市從33000點,不到兩年跌到了11000點。房地產更是一落千丈,1990年還能賣一個半美國的東京,1993年竟然連一個紐約都買不起了。于是,日本企業紛紛從海外抽錢回國救急,不僅把洛克菲勒大樓折了一半價賣回給美國人,還把日本好幾個大銀行和保險公司也賣給了外國人。
1995年,那位接待我的野村證券經理到香港出差,我請他喝酒,他很沉重地告訴我:現在日本企業也開始裁員了,自殺的人很多,特別是證券界,他手下一個前年才從早稻田畢業的人上個月跳樓了。電視臺現在最熱門的電視節目是教人們如何省錢,比如教日本家庭主婦如何用燒飯的余熱煮雞蛋。
那一段時間,香港大街上的日本游客少了,到高檔餐館吃飯的日本商人也少了。“經濟泡沫”這個詞第一次在我腦袋里有了真實的感受。從此,這泡沫就經常跟著我了。
1997年香港股災:
成為負資產的女秘書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來了,香港哀聲一片。本來1997年上半年形勢還好好的,樓市股市不斷創新高,人們排著隊去酒樓吃飯。我們公司開發的一個樓盤開盤賣樓花,買房的人需要前一天晚上去排隊。國內一個家喻戶曉的大歌星為了走后門買我們公司的房子,陪我們唱了一晚上卡拉OK。我公司兩個秘書近水樓臺先得月,不用去排隊,每人花80萬港元交了三分之一首期買一棟房子,可是房子還沒住進去,泡沫就來了。樓價一口氣跌了三分之二,這兩位小姐那幾個月臉色難看得很,眉頭之間總擠出一個大疙瘩。原因是她們把已交了80萬首期的房子白白送給了銀行,為什么?因為市場上同樣的房子,只值80萬;如果她們繼續供當時買的房子,就要再付160萬。
那個剛來香港還不大懂香港規矩的明星火急火燎地找我退房,我說:“你看到門外那兩個小姐了嗎?她們是我們公司的秘書,在這個公司已工作10年。她們跟你一樣,也買了我們公司的房子,因此她們這10年算給公司做義工了。”
我看大明星有點不明白,就解釋說:“她們工作10年,除去吃喝也就攢了80萬,交了這套房子首期后什么都沒剩下,可是現在房子又沒了,這不等于白白給公司干了10年。如果能退房,她們早退了。你沒看這幾天報紙討論嗎,很多人賣了李嘉誠的房子,現在變成負資產。有人說在這種特殊時期作為香港首富的李嘉誠應該網開一面,不要再追這些負資產的人所欠的房子余款了。你猜這位首富李先生怎么說?他說:香港是個重合同守信用、風險自擔的社會,你沒看到金融泡沫只能自認倒霉,因為所有人都沒看到。如果這個泡沫不破,你的房子賺一倍,我也沒理由跟你分利潤。”
2000年互聯網泡沫:
從3億元到有行無市的總經理
亞洲金融風暴還沒過去,互聯網又來了。1999年末和2000年初,全香港的商人都好像瘋了。這次不同于以往,越是大商人越瘋狂,不管是搞地產,還是搞百貨;不管是生產電子,還是生產水泥的;不管是辦學校的,還是開夜總會的;總之全同互聯網干上了,紛紛辦起了網站,紛紛注冊了名字帶有Cyber.com、Information.net的公司,紛紛向那些常青藤大學畢業生發出高薪聘書,紛紛與IT公司聯姻。我當時打工的華潤創業公司自然也不能免俗,雖然公司每年有十幾億凈收入,但因為同互聯網沒有關系,股價還不如一個剛創辦兩年的互聯網公司高。股東不干了,說:如果你們再不進入IT,就要找人收購。于是,我們只能絞盡腦汁往互聯網上靠,先是付了一筆天文數字的咨詢費,請世界最大的咨詢公司出主意,可是那些從美國飛來的高級腦袋除了給我們寫了兩大本資料外,任何問題也沒解決;其實他們也解決不了我們的問題,因為我們不是互聯網里的蟲,我作為公司總經理當時連上網都不會。
可是商場是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游戲。當時許多如雷貫耳的經濟專家都說:互聯網技術會創造一個全新的經濟,誰跟不上,誰就會被淘汰。想想看,誰不害怕呀?于是,我們也拼命想找一家美國技術公司“結婚”。經過投資銀行的朋友介紹,美國一家大公司的副總裁來香港,期間可以跟我們談談。可是時間約到早上8點,這在香港是非常罕見的商務見面時間。我當時有點納悶:看來互聯網的人就是不一樣,可能都是超人!第二天早上,7點50趕到人家香港分公司,一進接待室我差點暈了,原來在我們前面已有兩批人,一批人正在會議室里同那個副總裁談著,另外一批人還在會議室里等著。8點45分,輪到我們,30分鐘談完,結果就不用說了。
2000年初正當我被互聯網搞得暈頭轉向時,一個朋友找到我,他與一個美國基金創辦了一個互聯網公司,在香港買了一個上市公司的殼,市值一下子升到200億。他請我加盟。我說:我可不懂互聯網。他說:你只要懂上市公司運作就行。于是,他開出了我不可拒絕的條件——3億元的公司股票,外加7位數的年薪。做著億萬富翁的美夢,我在新公司上班了。可是上班的第一個天,互聯網泡沫破了,第一個月我的3億元變成2億元,第二個月變成了1億元,第三個月……。第10個月,我的股票變成3000萬,而且有行無市了。